Thesis总算写完了，共170多页，5万余字，剩下的就是修改，争取精简一些。刚刚进入状态，就已经结束，感觉有些遗憾。我这三个多月的写作期间，应该是博士3年多以来最惬意的三个月。日听评书，夜读水浒，每天早上不用去点卯，每天晚上不用去“奉献”，挺好。网上找了很多王月波的评书来听，感觉这个大白胖子的水平的确了得。如果他现在开始减肥，注意身体，按时休息，新学不辍，二十年后，肯定是田连元一级的大师水平。哎，同样是王家人，还是人月波有出息，即宏扬了传统文化，又自得其乐。哎，我当年怎么就没去学评书，非得去考秀才，悔之晚矣。

已经有三个人在MSN上问过我：“咋这钟点还没谁，又喝茶了？”。我说：“在向某些中央领导干部学习。我先从小先养成习惯，省得到时候万一真进了中南海适应不了。”不光毛老人家晚上不睡觉，著名作家贾平凹上大学的时候也是晚上不睡觉。当时贾的同学们还给他编过一段顺口溜，说：“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起床不吃饭，直接上课堂，课堂上睡觉。”看来那些伟大人物的优点我是一点没学到，可毛病确养了不少。

最近在读《史记》，算是缓缓开始了我的所谓“二十四史计划”。读到第六章的时候，我突发奇想，打算给老王和小王父子写个小传。题目叫什么呢？《老王列传》吧！可如果老王能够的上“列传”，那今后要给小王写传就得得用“世家”了。

老王，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50年代挨过饿，60年代造过反，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盖过房，90年代炒过股，00年代当过干部。祖居西安，据传是秦开国大将军王翦之后。当老王还是小王的时候，伟大领袖号召大伙到农村再教育。于是，老王坐着卡车来到了祁山县的五丈原，拜贫下中农为师，用劳动改造世界观。在五丈原种地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2000年前的诸葛亮，年迈又不堪屯田之苦，把命都给交代在了这里。老王当时还年轻力壮，干活肯下苦，颇受当时生产大队陈书记的赏识。农村生活几年后，老王的世界观就改造的差不多了，凭借着“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分子”的光荣称号，被推荐上了西安医科大学。某一日，一个从大队部借的架子车上拉着老王的所有家当，向城市的方向缓缓移动。经过了十几公里的土路，拉着架子车的老王从知青一下子变成了城里人，从此又吃上了商品粮。

大学四年，老王毕业了。可老王究竟怎么毕的业，其家人至今还不是很清楚。因为老王对于他大学生活的描述，多是跟羊肉泡馍和二两白酒有关，这是后话。大学毕业后，老王先是被分配到了县医院里为农民看病，后来几经展转，来到了市里的医院，终于有机会为城里人和工人阶级老大哥看病。时间到此已是80年代初期，后来老王迎娶了豫南蒲氏为妻。甲子年秋，小王出生。传说(当然,传说就不一定可靠了)在小王出生的前一天，其母蒲氏夜梦，见一大鸟落于庭中，彩云四起，瑞彩千条，一白发老者驾鹤而来，手捧一仙童放在蒲氏的怀中，蒲氏随后惊醒，产下一男婴，也就是小王。后来根据梦中所见为小王起名，大鸟者，曰鹏；瑞彩者，曰蔚。

80年代末，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上耍无赖的时候，老王不为所扰，在老家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供其父母颐养天年，此孝举为一时传诵。也大约就是在这个期间，老王当上了某医院的内科副主任，一干10年。周围人多称呼他为“王大夫”。老王人缘很好，很乐于帮助别人而别人也很乐于帮助他，如果有什么事，老王很容易就寻到关系，托了熟人把事办成，亲戚们称其为“本事”，惟独小王不以为然，感觉寻关系办事者为君子所不齿。其实连小王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老王不以为然，记忆的模糊说明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在很久以前。老王的说的话小王几乎没有听过，这也不能完全怪老王说的没有道理，因为能够入小王法眼的，除了马连良，马三立，马晓春，马未都，马克思等“马”以外，别的人再说什么都算是马槽里多出来的那张驴嘴。戏言尔.应该说,小王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崇拜过老王的.那是在小王在上小学时听老王大侃"毛主席十六字方针"和"三大战役"的那段时间.可现在看来,老王当时说的至少有一半不太靠谱.

90年代末，老王当领导了，带领着某医院的几百号人一起干四化奔小康。老王自从当了领导以后，兢兢业业工作，勤勤恳恳做事，廉洁自律，大公无私。一个祁山县五丈原的知识青年，不远万里的来到了这个医院，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医院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是什么精神？在本世纪初中国的医疗改革浪潮中，老王既要埋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一干又是10年。十年间，老王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虽然算是个官儿，但只不过是一个被管的官儿，在他头上还有许多管官儿的官儿。官管官儿，官儿被管，老王一时间疲于奔命。21世纪10年代末，老王虚岁已是五十有四。五十四，也是当年诸葛亮五丈原禳星的岁数。老王明白如此工作和年龄之间以为着什么，便主动的辞去了领导职务，让贤于后来人。此可谓尧让舜，舜让禹的三皇之德。

现在，老王被阴错阳差的安排到了一个房产开发公司任职，开始参与全国性哄抬房价的工作。 小王呢？曾经在高中的时候立志学习农业，用豫剧《朝阳沟》里栓宝妈的那句话说就是：“当一个农业科学家”，现在搞起了植物研究，算是圆了当年的梦想。小王觉得，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理所当然要在农业科学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否则对不起祖宗。至此,老王列传的上半部已经写完,而下半部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

二十四了。很突然的，老徐MSN提醒了我，明天，9月1号，是我的生日。24年中，我有四分之三属于陕西，而其余四分之一的具体归属是哪，我也搞不清楚。国家对我的生日向来十分重视，要求广大中小学校，必须在我生日的当天开学，以示庆祝。多年来一贯如此，怪给政府麻烦的，我心里有些不落忍。今天本来想做一个年度总结，可除了那本交给学校的年度实验报告以外，我还真想不出来有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如果一月回国听郭德纲西安专场算一个，七月回国在咸阳人人乐门口看草台班子吼秦腔也算一个，那就再没什么值得说的了。

一位叫做许三多的军事家曾经说过：“要做有意义的事儿”。这一点上，我做的不是很好。过去的一岁，基本没有怎么正经读书（或者没有读什么正经书）。年初读了些贾平凹，后来翻了点吴小如和流沙河，如此而已。近二年除了京剧和秦腔的唱词，和几段相声的贯口，几乎再没有记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我曾经下过多次读书的决心，但总难以持久，“出门七步是红尘”此话不谬，太多的事情可以转移注意力了。回想起来，我读书状态最好的时候，就是大学最后一年把电脑寄存在蓓姐的那段时间，由于不能上网，那时我在学习之余也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在我眼里，能够把二十四史读下来的人就是大儒，非我们这些凡夫走卒可比。我曾经不只一次的暗示过自己，二十四史这辈子我是没戏了，掐头去尾的读个《史记》和《清史稿》，也算个交代。于是我把书已经买好了放到那里，可好久以后书签还停留在20多页上。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在一张嘴和一双手之间。唉，今后向许三多同志学习吧。

 在二十三岁的最后几个月里，托马未都先生《百家讲坛》所赠，我开始迷瓷器了，很初步，很肤浅，很笼统的爱好上了。搞收藏，我没那个实力，也不想把这扇门打开，这需要经济实力和家庭背景。我父亲的那一支的祖上，混的最好估计也就是个富中农，除了吃捞面的大碗，也传不下个什么。今后一个人偷着在博物馆里乐和乐和得了。

 展望二十四，应该是能在pubmed上搜到Pengwei Wang，这一点我基本可以确定，其余的就都没准。打算明天在网上买两把好的折扇，送我了，但钱不能我出。

奢望之一：有朝一日可以顿顿吃食堂，不用自己做饭，没事吃个饺子，喝个馄吞，而且吃完就走，也不用刷碗。并且能轻松的在大街上找到卖烧饼油条和肉加馍的。

奢望之二：除了一周5天的工作时间以外（或者加半天班）。一周七天，不全用来奔命。要有一定的业余时间听个相声，看个京剧，吼个秦腔，看几页小说和几集连续剧，然后和几个兴趣相投的朋友胡吹乱侃一番。

奢望之三：按月领到工资。钱不用多，但也不能太少。因为我从前基本没有为买个什么东西而节衣缩食过，这主要是父母的恩泽。希望以后也不要在用度方面捉襟见肘。见到饭馆，抬腿就进；不需要为花几百块钱听个相声专场而做思想斗争；不乱花钱，但想花的时候总得有。

奢望之四：上班不用等公交，下班不用挤地铁。单位和住处相隔不远，能走着去或者骑自行车。

奢望之五：已经习惯了中小城市的节奏，希望将来不要久住在大城市。

奢望之六：能有一小块空地让我栽个葡萄，种点菜。齐家之道，唯耕与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奢望之七：以我的脾气，很可能跟未来的领导尿不到一个壶里。一旦和上司闹翻了以后，希望我能有跟他拍桌子，瞪眼睛的资本和勇气。

奢望之八： Nature，Cell，Science等牛烘烘的期刊，我估计下辈子都没戏。如果还继续干专业，怎么也得在Plant Cell，JCB等水平相当的期刊上发上几个。

以上八点，今后如能任实现其中之三到四条，就算我祖上有德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我国西北地区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发源地。在“建设西北”、“开发西北”的时代呼声中，著名爱国人士于右任先生、杨虎城将军选址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杨陵，于1934年创办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99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同处杨凌的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陕西省农业科学院、陕西省林业科学院、陕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七所科教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民为国本，食为民天”，以推进旱区农业发展为己任，为我国农业及农业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代又一代师生秉承“诚，朴，勇，毅”的校训，心怀社稷，情系苍生，承远古农神后稷之志，行当代“教民稼穑”之为。在“经国本，解民生，尚科学”的优良传统感召和传承下，多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在校执教和从事科学研究，在各自的教学和研究领域为我国的农业科教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学校始终瞄准高新科技前沿，坚持围绕国家和区域性重大战略需求，积极开展面向农业生产实际的应用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建校以来，先后取得科研成果5000余项，获奖成果1500余项，其中国家级奖励122项，培育出我国小麦推广面积第一的“碧玛一号”、长期主导我国小麦品种换代的“小偃6号”、自育苹果品种推广面积最大的“秦冠”等重要成果，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超过2000亿元．．．”

　　　　　　　　　　　　　　　　　　　　　　　　　　　　　　　　　　　　　　　　　　　　　　－－－引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简介＞

　　经综合考虑，初步研究决定，我以后就奔杨陵了，前提是它们要我．我查看了该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下属的农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感觉其硬件还是比较过硬的. 在细胞生物学研究方面, 设备配制与我现在的实验室大体相当或者略有不足, 拥有电镜,共聚焦显微镜等大型设备. 在基因学方面, 其设备十分全面,拥有DNA测序仪等昂贵设备, 这一点是一般实验室所不具备的,因为其维护成本高. 就连Bristol的Biochemistry Department,拥有世界一流的实验室,但其DNA测序也是委托他人. 我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可爱的故乡能有这样的实验室而高兴. 也许,等我博士后或者博士后后,便能落叶归根,在关中找到一个寄寓之处.

另外，我去杨陵还有四大优势：

1.天时优势: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归国建设社会主义,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符合天意.

2.地利优势: 杨陵位于关中平原,人杰地灵,背依秦岭,临渭水,更有西宝高速,陇海铁路贯穿其中. 交通便利, 趋车一小时,便可到咸阳.另外,杨陵地广人稀, 据说房价每平米不足千元. 

3.人和优势: 大部分亲戚们都散居于此, 互相之间经常走动. 这就意味着, 我在一家一天吃一顿,一个礼拜都吃不重. 每月的工资尽可以干落下.

4. 文化优势: 不必说英文,周围也没有那些一天到晚"几滴,几滴"的SH人. 闲时,或可听秦腔,或可听眉户;饿时,或可吃泡馍,或可吃凉皮; 宴时,或可饮太白,或可饮西凤.

 序：俗话说: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这句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什么历史阶段就应该读什么书,这样才有利于智力的发展和世界观的形成。在这个方面,我就是一个教训，从小读的人物传记太多，脑字里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同那些伟人的历程对比。眼高手低，最终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辈子，肯定是不会有人为我立传。还是自己动手，全当是过个瘾。卢梭不也是自己给自己立了传吗？今天我就给我自己写一个回忆录，练练手吧。

第一章：国家历史与家国历史。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一　

村子里的老人们讲，我们整个大家族还是有来历的。有的说是给汉高祖看城门的汉朝小吏；还有的说是在西汉末年，王莽改政以后，为了拉拢前朝官吏，我们祖先被他赐姓为“王”。这些都是乡村野史，无从考证。但从老人的议论中，还是可以感查到村子里的族人还是相当为自己的身世而自豪。 祖辈辉煌也罢，平庸也罢；卧龙越马终黄土，如今的人们如此乐于去追忆几千年以前的传说，仅仅是为了给平日里枯燥的农业生活添加些作料罢了。 其实， 我们家往上数十几代，都是当地的农民。我们那个村子，叫做 “雁雀门”，原本是汉高祖刘邦的宫殿－未央宫的西城门。 到了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李隆基和杨玉环就是从我们那里出长安，去往四川逃命。这些都有史可查。 “雁雀门村”往南，有个村子叫 “低埠子”； 往北有 “高埠子”, “埠” 这个字，本身有码头的意思。估计这些村子，是当时进出京城的物品集散地和商业区。 西边还有 “建章村”, 紧邻着建章宫的遗址。这里每一个村名,都可以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但像我这样的后人,要想追忆这些历史,也只能靠极大限度的发挥想象了。

那些关乎国家兴亡的历史。自然不是像我这种小民所关心的。但具体到我们家族的经历，却是追忆起来却找不到一个物质寄托。因为多少代以前的先人都只能算是个中农，没有什么家底，更没有经济条件去置办一些可供后人凭吊的东西。不知是哪一辈混出来了个秀才，编了本族谱。实指望留下一个文字的东西,等到有后人有了飞黄腾达之日，再以此为据，修宗庙，盖祠堂。但后人还没等到飞黄腾达，文革就开始了。族谱作为封建主义的流毒，被广大革命群众付之一炬，从思想上给我们这个家族掘了根。从此，王氏后人算是彻彻底底的推翻了封建大山，哺育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

　我所知道的家族历史，除了听村里族人讲的，大部分都是爷爷他告诉的。具体追述到我太爷，那就有点传奇色彩了。先人们锄了好几辈子的地，好容易熬到太爷，算是达到富农，小地主的标准了。家里有几十亩的地，还雇的有长工，太爷从被剥削阶级一跃成为了剥削阶级。身份变了，但思想觉悟没有跟上，做事情一点也没有剥削阶级的气度。也许是他觉得：穷了几辈子了，混到这份上也不易啊。每天一大早，还是扛着锄头下地，在田间地头，和雇农长工打成一片；春种秋收，事必躬亲，用汗水巩固着剥削阶级的剥削成果。太爷他作为剥削阶级，虽然不能和焦豫禄，孔繁森等相提并论，但对于农业工作的热情确绝对不出其右。结果可想而知，和焦大爷一样，最后病倒了，得的是伤寒。为了医病，耗费家资无数，家里的农业生产，缺少了太爷的正确领导，农业生产也被耽搁。还有就是那些雇农长工们，由于阶级觉悟的普遍提高，过早的明白了无产阶级要当家做主的道理，劳动起来也是偷工减料，挖封建主义墙角的热情空前高涨。只剩下太奶奶一个人忙前忙后，忙里忙外，忙家里忙地里。但杜甫说的好啊：“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垅亩无东西。”等到太爷病好了以后，家景已经大不如前，田里的谷子长的像狗尾巴草，圈里的牲口也早就没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转眼间，从剥削阶级滑落到被剥削阶级，身份又变了一次，这次太爷的思想觉悟还是没有跟上。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最后以上吊结束了一生。那年，我爷爷正在上中学。

　在解放前的农村，能够意识到知识就是生产力的开明农民不多，太爷就是其中一位。爷爷能上到中学，在农村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家境突变，供养一个中学生已是绝对不可能了。太奶奶当是不赞成爷爷继续读书，希望他回家务农。但毕竟得说爷爷是读过书的人，看问题比较透彻：当时是１９４７年，正是胡宗南疯狂进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那年，国共力量对比正处于不利于共产党的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爷爷果断的觉察到了共产党可能最终夺取政权。基于这个判断，他怕将来家里的田产被共产党没收，所以决定卖掉所有的土地，出去读书。次年，他考上了西安一所专科学校，学习药学。从此，爷爷告别农村，开始了城市生活。

　　　　　　　　　　　　　　二．

　国民党虽说腐败,国民政府虽说无能,官员虽说昏庸,但他们对于兴办教育的重视,还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在抗日的最艰难时期，民国政府迁都重庆，所有的高等学府也随着政府一起迁到后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国民政府对于教师和知识分子却是别有礼遇，教师的薪金照常发放，学生入学一律全免学费，大学教育得以如常进行，高等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培养没有因为八年抗战而出现断层，这确不易。 这些国民政府当年培养的人才，也为以后共产党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基本条件。“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当今的口号，却也能在几十年前得到很好的诠释。

 爷爷上学的时候，正值国共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一样，国民政府的财政还是捉襟见肘。但国民教育政策还是没有变，上学不收学费，每月还伙食补助。在经济相对稳定的30年代初期，这些补助足够一个学生每月的开销，节俭的话，还能剩下些贴补家用。可是在战争时期，这些生活补助更像画饼充饥。每月的补助不能按时按额领取不说，加之当时的严重通货膨胀，票子很毛。每月领到补助的第一件事，就是飞跑到米面铺买些杂和面，如果跑的慢了，本来够买20斤杂和面的票子，连10斤都买不到。到了后来，情况更加糟糕，跑的速度已经远远不能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领到的钱，也就只能将就的理一次发了。在这种情况下，爷爷他只能每周回家一次，背上一周的干粮回学校。学校在玉祥门附近，从那里走到三桥镇，再走到燕雀门，估计得有30多里路。当时太奶奶已经改嫁，守着几亩薄田，生活勉强可以过的去。伙食差到极点，连咸菜也算奢侈品，因为太费盐，不是每天都能吃上的。爷爷背回学校的棒子面窝头，没过几天就开始长毛，等快到周末的时候，窝头也就变成了了长毛的“石头”。 吃之前，先把长毛的地方掰掉，再用水泡软，方能食用。当时的条件普遍就是这样艰苦，但学生们绝对没有什么怨言。能争得家里的同意出来读书，已经是万幸了，吃发霉的窝头又算什么呢？所以，当有现在有人抱怨大学的食堂怎样糟糕的时候，爷爷总会拿出这段经历来教育后人。

不久，国民政府垮台，共产党的部队开进了西安城，接管了当地的行政。学校在经历了短暂的无组织状态以后，又恢复了正常。共产党从陕北运来了小米，解决了高校师生的吃饭问题，学校课业得以继续进行。就这样，吃着共产党的小米，爷爷他完成了学业。由于他的先见之明，家里在土改开始的两年多以前就卖掉了大部分的土地，成分被划归为中农。在“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的土改方针下，一家人自然也就成了苦大仇深的革命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 也是因为家庭成分比较好，爷爷在毕业以后，先是被分配到西安市卫生局工作，当上了干部。后来支援乡镇，被组织上安排到凤翔县医院，几经调动，最后被安排到歧山县一个叫蔡家坡的地方医院，当了个副院长。就这样，祖上八辈农民，也算是混出来了一个吃官饭的。

　　　　　　　　　三．

 　 任何社会都是应该有等级制度，有阶级矛盾的。有了等级的存在，社会运行的秩序才能更容易的保持平稳；有了阶级矛盾，也就有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至于说到统治者，他们总是尽量的在寻找等级制度和阶级矛盾之间的平衡点，缓和矛盾，让处于金字塔底层的民众情愿的被上层贵族剥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个朝代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方法都大同小异。一是愚民政策，“民可使使之，不可使知之”，使民众意识不到自己受处于被剥削地位；二是重民政策，“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统治阶层讲几句恭维的话，让民众踏踏实实的接受剥削；三是囚民政策，“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令民众能够安居一处，便于管理，便于剥削。

具体到中国农村，这个等级制度就更加明了。地主，富农剥削雇农，长工；中农出于自身的生计，排挤贫农；广大的贫农们，在外面受到各方面的压迫和排挤，有怒而不敢言，所能找到的唯一发泄渠道，就是回到家里，欺负老婆。所以说，贫下中农不能算是真正的劳苦大众，真正苦大愁深的，应该说是贫下中农的老婆们。这么说来，当年知青去农村劳动，仅仅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他们“苦大愁深”的还不够。根据共产党的理论，如果把当年的口号改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老婆’的再教育”，似乎就更深刻了。

　　话题再拉的远一点，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古代，妇女们总是悲惨的。即使是荣国府里的那些大小姐们，朱门酒肉，吟诗赏花。在曹雪芹的笔下，不也是一样的不幸吗？更不要说像刘姥姥这样的农村妇女了。我的奶奶，也许就是广大农村妇女中，比较特殊的一位。说她特殊，是因为她从小在农村里，接受了许多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但等到结婚嫁人以后，赶上了好时候——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派人到农村，开办讲习所，给农民们扫盲，帮助妇女们学文化。奶奶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在新旧观念的前后影响下，她的思想界乎新旧之间。可以这么说，全国最应该感激共产党恩情的就应数广大妇女，因为共产党给了她们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解放。奶奶她，更是对此恩情感激不尽。

　听父亲说，奶奶年轻时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在生产大队组织的“大战红五月”，“奋战六七月”的劳动中脱颖而出，摘棉花是整个生产对中最快的。凭借着劳动中的优异表现，最后被选上了村生产队队长。后来，国家为了提高农村医疗水平，发展农村“赤脚医生”，生产大队就从各村选一了些农民去接受一些基本的医务学习，于是就这样，奶奶也去学习了三个月，从给产妇接生开始，她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医生。对于一个解放以后才扫了盲的农村妇女来说，最后当上医生的确是有些不可思议。就在这段时间内，爷爷一直都在蔡家破，为了能让他更安心的工作，组织上把奶奶和爷爷安排到了一家医院。从此，我们一家也算是洗掉了身上的泥土气，当上了城里人。

（写的的确不好，别嘲笑。要表扬的，敬请留言；要讽刺的，请手下留情。）